晋商的振兴靠我们！                    

                           《八集电视系列片《晋商》解说词》

第三集
日 升 昌
【解说】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苏州城里延续半年多物价飞涨。
苏州城的官员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涨价，感到很奇怪。因为几年来，苏州一直风调雨顺，既无灾荒，也无战乱。这样的太平年景，物价为什么会凭白无故地涨起来呢？
当他们正在对这次涨价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山西省，在一个叫平遥的县城里，一家商号的生意却越来越红火了。
这家商号的名字叫日升昌。
日升昌做的是汇兑买卖，就是你把银子交到它的柜上，拿上一张由商号开出的汇票，到别的地方就可以凭票再把银子取出来。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时人们把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号叫票号。
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做这种生意的商号。在它开张之前，老百姓出门办事，不论是经商还是投亲访友，都得亲自背着沉甸甸的银子上路，既费事又不安全。有了日升昌这样的商号，人们再出远门就方便多了。
大家都觉得方便，自然登门做生意的人就多。日升昌的买卖也就越来越红火。
那么日升昌的生意兴隆和苏州城的市场波动，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828年春天，苏州城里的官员终于找到了物价飞涨的原因。当时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陶澍向皇帝解释说，"苏城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籍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钱运到?
原来苏州的市场波动，是因为那一年苏州城里一下子少了数百万两白银的现金流通，市面上银根吃紧。而这种局面，又是由于到苏州办货的北方商人彼此之间已经习惯用金融票据往来代替现金交易。当时在这些北方商人手中转来转去的汇票，恰恰又几乎全都是由山西那家叫日升昌的商号开出来的。
大清国的官员，苏州城的老百姓，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金融流通方式的改变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
平遥是山西中部的一个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县城。
直到今天，在这座县城中都处处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的色彩。一圈高大的城墙把城市围在当中，城墙的背后是一条条狭窄但排列整齐的街巷，街巷的两旁大片大片分布着青砖灰瓦的四合院。
日升昌就坐落在这座县城的西大街上。
由于地处偏僻，今天的一些学者把日升昌形象地称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1823年，清道光三年前后，一个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开办了日升昌票号。在那以后的一百年时间里，陆续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这些票号曾一度控制了整个大清国的金融流通。正因为如此，山西票号被当时的学者梁启超称为"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采访】胡光明 天津社科院 研究员
你看它这个，因为跟俄罗斯的贸易到跟南洋各岛的贸易，还有就是日本、朝鲜这块，往来贸易后来越来载密切，所以它就需要大量的银钱现金来支付。要是要现金支付那很困难，就订票号，这个拨兑是最方便的办法，省人、省力、快捷，它要求速度。所以咱们山西票号，它的经营范围很广。到欧洲这边一直到莫斯科这边;到日本到东京、横滨、神户这些地方都有;南洋，到新加坡那边。
【采访】朱荫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所长
清朝政府的财政，政府的金融流通，更多地仰仗于票号。
【采访】王兆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汇兑网络。仅日升昌、蔚泰厚两家，就在北京、苏州、汉口、广州、长沙等地，开设35家分号。

【采访】滨下武志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教授
我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一批有关山西票号的帐簿、信稿。我们整理发表资料集，然后我们发现，山西商人有些活动不止国内，还有些国外，或者是亚洲，东亚一带的金融网络。
【采访】郑仲惠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 教授
还有一个韩国的仁川也有，分行设立的是1907年左右。
【解说】
今天在山西的这座县城中，虽然仍流传着许多关于票号创始人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的传说故事。
【解说】
这个小村子是雷履泰出生的地方，它在行政区划上的名字叫细窑村，但村里人却把这里叫雷家堡。村里人之所以这么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雷履泰经商致富之后，曾在这里修建了很大的宅院。
【采访】细窑村雷家堡村民
去哇，到那家院儿去看一看。出了大门，抬着椅子，雇的伺候的，我们都是听说的。（他出来）一般人就躲开了，他不和你们多说，雇的长工、短工，（用的）高骡大马。
【采访】细窑村雷家堡村民
他是我们邻居，据老年人说，原来他在我家对门开的染坊。
【采访】细窑村雷家堡村民
雷履泰不了解，不了解，不清楚。
【解说】
昔日雷履泰一砖一瓦盖起的院落，如今只剩下这个门楼还能依稀证明它们的存在。实地的调查很令人失望，翻遍了山西省的史籍方志，竟然也找不到叙述雷履泰生平的只言片语。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书里甚至连票号两个字都没有提到过。雷履泰确切的生卒年代无据可考，据推测，他的去世距离今天大约过去了130年。面对历史长河，这个时间算不上久远，但史料的缺乏使我们原本应该清晰的目光变得模糊。
这本书是研究山西票号最早的专著之一。它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书的作者是当时北平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陈其田。他在写这本书时，山西票号的许多伙计、掌柜还都健在，但即使是这些人除了能认定票号确实由雷履泰创办之外，对票号创办初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却知之甚少。
出于无奈，陈其田只好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关于票号起源的种种传说，全都收集到自己的书中。这些传说中最离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山西人挖到了闯王李自成埋下的宝藏，凭着一大笔飞来横财，开始了独步中国金融界的历史。
关于票号的各种说法，至今都很难完全取得一致。那么票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采访】孔祥毅 山西财经大学 教授
这个我想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想至少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这个票号作为专业汇兑机构，如果光异地资金汇兑，至少得有这么几个先决条件，第一，得有分支机构，在异地没有分支机构，你怎么汇兑；第二，得资本雄厚，你在这里接上钱，把人家钱收下，异地付款，异地你得有款可付，有白银子在那个地方给人付，所以资金实力一定要雄厚；第三，信誉卓著，如果你没有信用，你没有，或者去了以后，（银子）提不出来，人不相信你，就不敢把钱交给你，信用卓著；还有呢，就是组织人员的技术，如果说人员水平不高，技术力量不行，比如说，让人冒名顶替呀，欺诈呀，最后把钱给骗走了，这也不行，还要有一套业务技术。这几个条件，刚才我说四个条件吧，这几个条件是票号专业机构诞生的先决条件，那么，这个谁能做了呢？只有山西商人才能做。
【解说】
票号是一种金融组织。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朝代，也不论是什么人，若想在金融方面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拥有相当雄厚的商业资本。大约从清初康熙年间到清末光绪年间的三百多年时间里，中国实力最强、财富最多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了。
清道光二年，日升昌开业前后，当时著名文化思想家龚自珍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西北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大量人口，向西北边疆地区迁移。
但龚自珍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江浙，因为那里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珍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
清咸丰年间，公元1853年，清朝宗室惠亲王绵愉对皇帝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风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家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矣。"
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给山西商人提供了开设票号的必备条件。但仅靠这一条理由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票号这种先进的金融组织最终会诞生在山西。
这是一张清朝时，山西商人的商路示意图。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首先在清朝中国的版图上，山西基本上居于中央位置，这就使得山西商人在南来北往的商品流通中，占据了一定的地理优势。
其次，山西商人的行商区域虽然广阔，但大体以西北为重心。这是因为，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中原和江南等富庶地区的商人，在本地投资就可以发家致富，并不一定愿意再到那里做生意。山西商人正好抓住这种机遇挤了进去，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培养起了一个广阔的市场。
山西商人是中国商业史上最先做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商者，他们在全国遍设分号。货物不论运到哪里，都有山西商人设在当地的机构组织安排，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山西商人。这种在当时近乎于网络化的经营方式，为票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这些原因还只是对票号的横空出世产生一种间接影响的话，那么山西商人对商业资本的需求，经过当铺、钱庄这两个重要阶段之后，最终使票号在山西得以诞生。
当铺是中国最古老的信用组织，开创于南北朝时期。到清朝，它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传统社会中，当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的晴雨表，某个地方当铺越多，说明当地银钱流通量越大，经济也一定十分活跃。
清康熙年间，山西省有四千六百多家当铺，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到了乾隆朝，山西人开的当铺已经遍及长江以北地区。当时的一位文人说，全国经营当铺的"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
经营当铺只是山西商人在金融业中的初步尝试，这并不能满足他们筹集商业资本的需要。因为当铺自身本金很少，与它打交道的又几乎都是普通百姓。为了满足筹措资金，山西商人在清乾隆年间创立了一种全新的金融组织--帐局。虽然帐局的出现，使原有的金融发展速度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它还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做生意的特点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它的所有业务基本上都集中在同一个城市之中，这就使它类似于现在的地方性银行，不能开展全国性的业务。但当时山西商人开设的商号遍布全国，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汇通天下的金融业务。
终于到了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山西商人雷履泰在平遥城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经营异地汇兑业务的金融商号--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的开办不仅对晋商的商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对整个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采访】方行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研究员
既办理存放款，又进行汇兑，这就基本上具备了早期银行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说，晋商的帐局、票号啊，实际上是开启了中国现代信用制度的先河。?
【采访】经君健 中国经济史学会 会长
应该说是多方面的，这里边当然比较显著的，我想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比较显著的，应该是在票号方面，金融方面。因为金融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有了信用，有了这种信用以后，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商业的范围才能更加广阔。而这一点呢，是从晋商开始的，我想。
【解说】
这个房间的第一任主人，就是日升昌的创立者--雷履泰。不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这里都不像是一个商人的办公场所，它更像一间供人清修的静室。这样的布置，其实很符合雷履泰的需要。?
【解说】
在票号创立之初，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雷履泰就是这样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这是因为要想在一片白地上凭空构筑起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有太多的问题要经过苦思冥想，才能寻找出答案。
首先票号是做银两汇兑生意的，这种生意就是在一个地方存了钱，凭一张汇票，就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把钱取出来。对于现代社会，这样做非常简单，因为现在的货币是由银行统一印制，全国各地使用起来都一样。而当时的情形并非如此，货币主要是指白银和铜板，这些白银和铜板，重量、成色千差万别。既然要汇兑首先就要求公平。甲地存的银子到乙地取时，含银量必须一致才行。雷履泰要想做到汇通天下，就必须在千差万别中，找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采访】李晓繁 平遥　钱庄博物馆导游
在以前的银子，它产于不同的地方，当时银子的成色肯定会不一样的。所以当时山西商人为了鉴定银子成色，编了这么一首歌："天津化宝松江京，纹银出在广朝城，上洋豆规诚别致。"咱们再看一下这边倒数第三行的："金陵顷化是足色。"
它这是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当时南京的银子叫做顷化银，天津的叫做化宝银，北京的叫做松江银，上海的叫做豆规银。就是说在南京的银子，当时含银量是最好的，含银量有97.3%。而上海这边的豆规银，它就要差一些了，含银量只有73%了。
咱们在这打个比方说，比如您是个顾客，在咱们票号存南京的银子是一百两，而要取上海的豆规银，那么取的时候它不是一百两了，要取到一百一十两。就是说当时它存在一个汇率的差别了。
【解说】
这样的做法并不高深莫测，据考证，雷履泰也并不是第一个想到解决银子成色差异方法的人。但雷履泰却是第一个运用这种方法，创造出巨大的商业利润的人。日后票号业将近四分之一的盈利就取自这种方法，当时他们叫"平色余利"。但光凭一个聪明的点子，日升昌还不能开门做生意。
雷履泰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汇票的防伪。汇票说白了就是一张日升昌自己做出来的纸，如何让一张可能是价值千金的纸，变得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呢？
【采访】王芬 平遥　票号博物馆导游
这个密押是汇票防假（方法）之一，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月对暗记，"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听起来像是叮嘱小伙计谨防假票的冒取，其实十二个字分别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而堪到明三十个字，代表一个月的三十天。以前是农历没有阳历，所以没有三十一了。票号说盘，客户回答说数。这个密押它是不定期地更换的，生意好的时候三个月换一套。票号成立于1826年，1921年歇业，九十五年以来总共换了三百套密押。据史料上记载，没有发生过一起被冒领的现象。
【解说】
密押和背书，这种一百多年前，晋商采用的技术防伪手段，至今还在银行业务中使用。为了防伪，晋商还设计构想了其它的方法。
【采访】陈小健 民间收藏家
你像这枚章，它就是防伪章了，图案是个什么，图案是个太平有象，底下是个大象，上面有个花瓶，花瓶里还插着三根戟，原来古代的兵器，实际这个东西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太平有象，这是个吉语，吉祥话，还有就是个平升三级，有这个双重意思。这个章的意思主要就是起防伪功能。看这枚章也是防伪的实际上 ，有这个防伪功能，也可能是搞这个雕刻艺术的人他搞的，反正这个东西应该属于微雕，这个内容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完整的一篇，好像是三百四五十个字，这个雕刻也比较细。
【解说】
当时山西商人甚至已经开始使用水印技术来保障汇票的安全。可惜的是由于票号严格管理，没有流失过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所以今天我们只能从这张由他们自己印制的钱票中见到这种原始的水印。
除了这些经营手段之外，雷履泰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规范的信用制度。
现代信用制度是建立在一套成熟而完善的金融法规基础上的，但在当时封建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并没有法律约束，在这种情况下，雷履泰要想以制度的方式建立起诚信守则，的确是难上加难的事。
这里是日升昌的正厅，在日升昌经营的近百年时间里，只有一些与它有大笔生意往来的客户，才有资格被请到这里。把这些条幅一本正经地挂在这里，用意很明显，一是标榜信义是票号的立身之本；另一层意思大概也是提醒来人，能和票号一样，本着这种信义原则做生意。
在票号内部，每个入号学徒的小伙计，都要经过长达数年的观察和训练，这种训练从日升昌创办之初就开始了，在此后一百年时间里，它作为票号最珍贵的传统，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民国初年，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
"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就无以知其究竟。"
"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
【采访】方行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研究员
清朝的一些经济学家，一些官员，对于晋商的诚信是有很高地评价的。好比许枚曾经讲过，他说，"千金纸票，予金而兑金，并且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这是道光年间许梅讲的。到了咸丰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就讲过，他说，"各省银号汇兑银两，银钱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者，信也。"
【采访】黄鉴晖 山西省财经大学 副教授
经过票号几十年的发展过程，汇兑业务的这几种业务，票汇、信汇、电汇都由票号把它完善起来，以至于后来呢，到1893年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所谓的中国第一家以新式面目出现的银行，在这个（银行）之前呢，我们国家汇兑的种类都由票号创办而完善起来。
【解说】
日升昌的生意，在雷履泰大掌柜的操持调度下日益红火的时候，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打断了它发展的正常轨道。这件事不仅对日升昌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整个山西票号发展的历史。
事情的起因是雷履泰大掌柜病了。雷履泰的病，并不会马上影响到日升昌的生意，因为在当时日升昌票号中，除了雷履泰大掌柜之外，还有一位十分能干的二掌柜，他的名字叫毛鸿翙。
按理说，大掌柜病了，日升昌日常的生意该交给二掌柜打理，可是因为雷履泰并没有离开这间大掌柜房，这就使得毛鸿翙的处境应了那句老话，"丫环带钥匙，当家不做主"。日升昌的大小事情，最后还得由大掌柜定夺。
就这样，一场危机就在这狭小的空间中酝酿起来。
【采访】张正明 山西省政协 副主席
雷履泰生病了，毛鸿翙就对财东讲，他生病了是不是就请他回家去，回家休息，财东也不知道他自己另有意图，然后就请这个雷履泰回去了，这时候毛就乘机掌管票号的一些实权，他来操作。

【解说】
几天之后，东家在雷履泰的桌上发现了一批雷履泰写给各分号的信。信的内容是命令遍布全国各地的分号暂停营业，准备撤回。
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这样做？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经营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
终于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在他回来的前一天夜里，毛鸿翙在屋里给东家留了封信，自己却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门。毛鸿翙离开日升昌之后，马上接受了别人的礼聘，创立了一家叫蔚泰厚的票号。
蔚泰厚的号址，就结结实实地扎在日升昌隔壁，这肯定不是一种巧合。毛鸿翙的这番举动，或多或少有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不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他的调度下，又有四家票号相继开业。它们声势相通，左右迎和，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翙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号。毛鸿翙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毛鸿翙马上还以颜色，给孙子起名毛履泰。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
让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两位杰出的晋商代表人物，能联手将自己开创的事业推向更高的层次，却在事业成功之时分道扬镳。对于其中的谁是谁非，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不能轻易地做出判断。重要的是应该记住雷履泰和毛鸿翙，以及他们创造的令后人叹服的事业。
第四集
祸 福 之 间
【解说】
公元1843年，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小雪初晴，雷履泰大掌柜的马车离开小南街的宅院，到日升昌去。那一年他七十三岁，这位老人在舒适的马车中，享受着票号成功带给他的财富、地位和声望。三年前他七十大寿时，平遥城中的商民特意将一面写着"拔乎其萃"的匾额，挂在他宅院的厅堂之上。在平遥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获得过如此殊荣。马车的车轮辗过寂静的街道，此时的平遥城已经呈现出一派富贵的气象。
以日升昌、蔚泰厚为首的十九家票号，每年都会给这座县城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也带动了镖局、当铺、茶楼、酒肆、车马店生意的兴隆，在平遥城中，甚至有了专营洋货的铺户。平遥、太谷、祁县这几座山西中部的县城，成为中国北方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采访】黄鉴辉 山西省财经大学 副教授
到后期我做过假设、推算，在光绪三十二年的时候，日升昌14个分号，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那么按一个分号230多万，当时假设最少也有400个分号，山西票号。因为有22家票号注册的时候，说他们的总分号有358个，还有4家没有注册，没有看到注册的资料，358家加上4家的总分号，那么最少也有400家。400家，一家230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啊。
【解说】
票号的兴起，甚至引起了一些朝廷大员的注意。山西巡抚申启贤在一份奏折中说，"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
雷履泰的马车驶进了日升昌的后院。六年之后，雷履泰走完了自己八十年的人生道路。当他把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票号，交到继承者手中时，他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票号的一切都似乎会沿着一条平坦的大路发展下去。实际上老谋深算的雷履泰错了，票号的未来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艰难。它的命运和此后整个中国的命运一样，注定要多灾多难。
当雷履泰的马车，辗过平遥城狭窄的街巷时，在广西桂平县的小村庄中，一个叫洪秀全的私塾先生，正在家中苦读四书五经，此时在他的心中，来自西方的上帝和东方的孔子，正在做一番较量。
道光二十三年，当他第二次科举考试失败后，西方的上帝最终在这场较量中占了上风。从那时起，他就宣称自己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并在广西贫苦的乡村中，开始传播被他改造后的上帝福音。这些事情，雷履泰以及所有的山西商人都不会知道，即使有所耳闻，他们也不会看出广西一个私塾先生的古怪想法，会对自己的生意有什么影响。
【采访】赵德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山西票号或者说整个的传统金融业，在太平天国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到一次很重大的打击。这个原因就是太平天国是一些贫苦的下层的农民、矿工、一些搬运工人、私塾的老师，这么一些下层的人，他的武装反抗清政府的起义。那么他起义以后，带着他的家属走。带着家属走呢，就要有吃的、穿的，就是说要军饷，要军需物资。军需物资怎么筹备呢？他有一个口号："吾以天下富食为库。"
【解说】
咸丰元年一月，日升昌总号接到成都分号来信，报告太平军扰乱不堪。大掌柜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接着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太平军刚进入湖北，各票号就急忙命令汉口的分号做好撤庄准备。结果还没来得及布置妥当，太平军已占领汉口，各票号损失惨重。这时候，一贯善于处理各种危机的山西商人完全慌了。
咸丰元年四月，日升昌大掌柜甚至命令雇员，从战火并未波及的广州撤回。在撤庄信中大掌柜写道，"务必速归，早回为是，万不可再为迟缓。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
在突如其来的战乱面前，山西商人拥有的智慧、才干都显得无比脆弱、不堪一击。过去他们引以为荣的财富、声望，此时成为战火中最先被攻击和掠夺的对象。他们用整整一代人的心血建立起来的金融网络，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交战双方的士兵撕扯得七零八落。?
【采访】李庄堂 河南社旗 山陕会馆原馆长
会馆一建出来，它从乾隆二十年开始一直建到光绪十八年，这中间持续了130多年。它的主要建筑是春秋楼，大悲殿、悬鉴楼这三座。春秋楼因为在清朝末年捻军起义，捻军侵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巨商携财宝上楼进行顽抗，当时捻军的武器是大刀长矛，没有办法，最后用被子泼上桐油，裹着柱子，把这个春秋楼烧了，火一直着了半月多。
【解说】
可能永远无法统计出山西商人在这场战乱中，到底损失了多少财产。被乱军焚毁的山西会馆，也绝不仅仅只有河南这一处。汉口的三晋会馆是晋商斥资上百万两白银修建而成。据说，仅会馆中的春秋楼一项建筑，就可以和当地著名的黄鹤楼媲美。可惜的是，这组精美的建筑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了。
【采访】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 教授
应该说清朝中叶，正是晋商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那个时候，晋商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太平天国起义，破坏了江南的稳定，也破坏了江南的经济，这给晋商的发展带来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晋商相当一部分人是做贸易的，做俄罗斯、蒙古，做这一带甚至欧洲它的贸易。那么货源相当一部分是南方的货源，比如说茶叶等等，那么这个战争一起的话呢，货源中断了，运输遇到了困难，所以这对晋商的发展带来了困难。
另外一个呢，说晋商票号经营原则呢，叫做北存南放。所谓北存南放呢，就是在北方地区主要是吸收存款。因为我们知道在北方地区，有许多的王公，有许多的地主，这些人的存款呢，往往他们是存在晋商的票号里边。但是南方的工商业发展，所以南方需要巨大的资金。那么于是晋商就是把北方收到的存款，然后在南方发出去，贷出去，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可是战争起来以后呢，借到钱的这些商人没法还钱了，于是晋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解说】
战争对票号最致命的影响是商路、汇路的断绝。当时许多官员的奏折都谈到了这种情况，福建方面说，"南北商船，闻风裹足"；江西巡抚说，"闻风鹤之警，舟楫不通"；安微巡抚李嘉端形容长江水道当时的情况，用了这样的话，"下游销路未通，而上游之来源已竭。"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甚至因为"外地商贾皆携货以归"而变得"民穷财尽"。这种局面，使得各家票号处于无生意可做，有生意也不敢做的地步。
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的一支不足万人的部队逼近北京，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衡量，这种孤军深入，是不会对北京造成任何威胁的。但太平军的这一举动却在京城老百姓心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北京城内的山西商人，也纷纷携资出京返回原籍。
山西商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这种举动在北京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
这一年三月，繁华的北京城几乎是一夜之间陷入了一片萧条，一半以上的商铺歇业。这不仅打乱了北京城正常的生活秩序，而且使北京一下子多出了几万名失去生计的百姓。
当时京城的一位官员，曾用这样的话向咸丰皇帝解释局势的严重，"逆匪未平，讹言四起，风声鹤唳，人耳惊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失业的百姓被"奸黠之徒，诱之以财利，煽之以谣言，大局将不可复问。"
【采访】郝建贵 原山西省人民银行 高级经济师
造成北京城混乱局面的最初原因，是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钱铺、帐庄，同时收缩资本，只收不放。由于银根紧缩，商户周转发生困难，所以大部分陷入停业状态。后来军机大臣山西人祁隽藻，向皇帝解释说，平时京师的资金调度全凭票号负责，帐局负责资金接济。但战局恶化之后，不少拥有雄厚资本的山西商人，纷纷报官歇业了，携资数千万出京，致使汇兑不通，市场萧条，而其它商号也告贷无门。?
【解说】
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战乱，尤其是这一次京城的市场风波，也使大清朝廷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了山西商人强大的商业能力和他们惊人的财富。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琢磨，能否从山西商人鼓囊囊的钱袋中挤出一些钱来，用以缓解朝廷因为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
咸丰三年四月十一日，清朝宗室惠亲王绵愉私下向皇帝上密折说"风闻近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已携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矣。若能实力劝捐，自不患无济于事。"
六月二十九日，御史宋延春将京城的票号、帐局的名单呈报给皇帝，并说"臣访闻得京师票号、帐局共计百十余家。各有本银一千数百万两，应请饬交户部一并查明，传集劝谕。"
十月十三日，御史章嗣衡干脆将自己所知的山西富商全部列出名单，上报皇帝，以便日后按名单推派。
据清朝档案记载，到咸丰三年年底，山西商人向朝廷捐献的军饷，超过二百七十万两白银，将近占了全国商民捐款的一半。
在此之后，朝廷的官员几乎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财政吃紧，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来源往往就是山西商人的腰包。
山西商人在这种近乎勒索性质的捐输中并非完全一无所得。按照朝廷的规定，他们可以根据捐输银两的多少，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日升昌的东家就通过出钱，换来了四品知府的头衔。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更是不光为自己，甚至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山西商人通过这种途径，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正是由于他们建立了与官僚集团十分密切的关系，使他们日后在商场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1862年，大清国和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已经有十个年头了，紫禁城龙椅上的皇帝也由咸丰换成了他的儿子同治。
这一年发生的一桩看似偶然的事件，又将朝廷和山西商人的关系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采访】黄鉴晖 山西省财经大学 副教授
太平军起义后期，又是捻军的起义。因为当时这个清中央的财政主要来源，是靠江苏、广州这些地方。那么捻军一起义，就把由南到北这条官道给切断了。再继续运现（银），就不能走了。这样条件下，广东这个地方财政就开始票号汇兑。由于广东这个成例，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这些省就汇兑了。?
【解说】
山西票号创办之后，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已经替普通百姓方便快捷地汇兑了上亿两的白银，在百姓之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朝廷一再坚持"祖宗家法"不可轻易改变的态度，禁止山西票号汇兑官府银两。
从1850年开始，清政府的各行省长官都以"道路不宁、装鞘运现风险太大"为理由要求朝廷准许以汇兑代替运现。
其实除了这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各省长官一再要求票号汇兑官府银两还有一些不好向朝廷明言的苦衷。
首先装鞘运现要雇佣马匹、车辆，要订制特殊的箱子，还要准备押运税款人员的各种花销费用。这些款项都是由地方政府支出，和这些开支相比起来，山西票号的汇费要经济得多。
其次，由于连年战乱，许多省份的大小衙门都处于一种入不敷出的境地，平时就不得不依赖向山西票号借款来应付各种不时之需。到了向朝廷上缴地方税收的时候，他们根本凑不足朝廷规定的银两数量。朝廷和地方官府一样，也在财政上，面临捉襟见肘的困境，所以一再严令督促地方官员，按时足额上缴税款。上面逼得急，自己又无银可交，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顶戴花翎，只好再次向山西票号告急。对于官府的这种要求，山西商人一面答应，一面又表示因为各地分号库存现银有限，希望地方官员可以先接受一张汇票，然后直接到北京提取现银。这样一来既解了官员的燃眉之急，又省去了许多装鞘运现的额外花销。
山西商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变相地促使地方官员向朝廷施加压力，同意票号汇兑官府银两的。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祁县、太谷、平遥几个县里，春节过得格外红火。这一年朝廷终于取消了山西商人不准汇兑官款的禁令。农历正月十三，各买卖铺户结束了春节假期，重新开张营业。各家门前不仅张灯结彩，而且在开门做生意前，还特意举行了祭财神的仪式，山西商人都希望能借助汇兑官款的良机而财源广进。?
【采访】江沛 南开大学历史系 教授
汇兑京饷可以说是山西票号获得的一次难得的发展良机。尤其在是经过十年的战乱之后，民间的商业萧条，商业银两往来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生意对票号的生存，可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票号汇兑银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清朝一批官员都坚持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金融混乱，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就曾经上奏朝廷说，"库多收一批汇兑，即京城少进一批实银。"所以就能造成"银贵钱贱"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力请禁止汇兑。此后关于究竟是汇兑还是运现，那么在官员内部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的争论。?
【解说】
光绪年间，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钱庄倒闭了。阜康钱庄凭借胡雪岩的官员背景，也正做着汇兑官银的生意。它倒闭之后，亏空了朝廷上千万两的白银。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情，朝廷再一次下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方银两，并且在禁止汇兑的圣旨中宣布，官员一旦违禁，严惩不怠，强调各省督府要"知所敬惧"。
即使如此，一些地方官员向朝廷上书，为山西票号说情。四川总督丁宝桢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川省银号向无南商，只有西商，公私款项从无亏短与南省阜康有别"，以山西票号信誉卓著为理由，坚持由山西票号汇兑政府银两。
朝廷的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对票号的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为了争取朝廷认同汇兑，山西商人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金钱，最终是把整个票号的命运压到了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府身上。
【采访】刘建生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历来没有一部商法，也就是说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自始至终没有商法。商人始终由于在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政策，他没有取得法人地位。在这种没有法人地位的情况下，他是很弱小的一种弱势的群体，在政治上。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法人地位，又没有立法保障的情况下，他需要庇护。因此他尽管有钱，他可以傲视权力，但他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为了少被政府干预，甚至于如何能从政府那得到好处，也迫使他不得不和政府，两者紧密结合。
【采访】朱荫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所长
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的存款，就是大笔的存款，不是小额的，是大笔的。那么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倒台以后，它的两大业务，一个汇兑业务没有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存款来源，甚至它贷出去的款，有一些王公贵族，比如说跟他们发生关系，长期建立的这种信用关系，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在战乱中对它的损失很大。
【解说】
在山西商人与清朝政府合作的早期，这种危机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它将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相反，那时候由于汇兑官银，票号赢得了巨大的商业发展空间。从同治三年，1863年开始，山西票号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后的十年时间内，票号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票号业务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也逐渐转为汇兑巨额公款为主。这些存放在山西商人手中的公款是不计利息的，通过汇兑和经营这种没有成本的资金，山西商人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由于与官场有了十分密切的往来，一些创业时严谨朴素的山西商人，此时也开始染上了一些官气。

【采访】洪葭菅 上海市金融学会 副会长
我们也从许多资料上来看，山西票号一个经理，当地一个经理，他不是跟一般小官接触，当地的巡抚、布政使，甚至于总督都可以（接触）。有的人甚至于成为当地政府的财务顾问了。在这样（关系）密切的情况下面，他的地位是很巩固，他没有问题的，甚至于政府发表新的（官员）任命时，他没有路费，票号就借给他。跟政府密切结合，跟官员关系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我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讲了，票号那时不可一世，声势很显赫。
【解说】
在票号衰败之后，《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比较深刻地分析了官商结合对山西商人发展造成的影响。这篇文章说到，"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侈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作是支撑社会的柱石。而商人在那个时候，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
由于存在着这种等级差异，所以官和商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大清国的官员虽然从内心中看不起山西商人，但又或多或少有些忌妒山西商人的财富。当他们把大笔公款交给山西票号汇兑的时候，就不免带有恩赐的意味。他们并不认为山西商人的汇兑业务能“天下之财可以流通"，而是只看到了票号通过汇兑官银发了大财，所以清朝的各级官员都自然而然地想从山西商人手中分得各种利益。
【采访】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 教授
应该说资本主义有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从这个观念上说，如果我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富起来了，那么这个国家，整个也就是强大了，也就富裕了。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边讲“藏富于民"。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什么地方呢？在老百姓手里头。
那么封建社会讲究什么呢？讲究"国强民穷"。比如说乾隆的时候，朝廷的财政增加了很多，但是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也就是它利用政权，通过税收这种办法，把大量的财富集中到政府手里。这个时候民间没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力，所以经济必然要衰退。所以，从封建社会的"国强民穷"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藏富于民"，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形式的转化，而且是一个制度的转化。
【解说】
一百多年前，晋商是无法想清楚这番道理的。对他们来说，紧紧依附于朝廷不仅仅是一种最有效的生财之道，而且也是保障自己安全的最可靠的办法，正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山西商人和朝廷的关系越走越近。?
【采访】陈小健 民间收藏家
你看这个封皮上写的就是拣选、拣选袖珍便揽，拣选就是动手拣选，这是个工具书一样，一看也小，带在身上方便，查找起来也挺好。这个内容主要是让人买官的东西，买官的一个凭证，这里头都有，专业用书。山西人当时有了钱，做了买卖了以后说，看看查对查对买个什么官吧。这里头他能查对出来，有个依据。像一品官多少钱多少钱，这里头都有。像买文官还是买武官，这里头都有，定了价。这个札子从年代来说应该是咸丰年间。
【采访】张燕生 协同庆票号分庄常柜后裔
我听我父亲说，协同庆在西北的靠山是董福元，董福元是个武将，董福元他是个回民，他是甘肃还是宁夏一带的人，实际上还是一个造反的一个绿林出身的。后来是左宗棠把他收编了，他人还是很有才干的，军事上。大西北一带的文武官僚，董福元还是很有影响的。
【采访】黄鉴晖 山西省财经大学 副教授
在四川也有这种情况，四川要从成都和重庆票号运送现银，四川还都是用担子挑的，运送现银请伕子用担子挑，那也是请地方上给派出兵护送，这说明票号和官府之间的关系。
【采访】刘建生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山西商人和政府关系，和官吏关系极为密切，像大家所知道的左宗棠、李鸿章、岑春煊、端方甚至于庆亲王奕劻，山西商人和他们过从甚密，这也就为两宫西幸时期，消息灵通，山西知道了两宫西幸。
【解说】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当慈禧的车驾即将进入山西境内时，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不是山西的官员，而是一位山西商人，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
1900年八月，高钰接到了一封密信，写信的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做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投资。他不仅把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而且筹措银两，为慌乱出逃、行囊羞涩的慈禧准备了一笔不小的旅费。
1900年八月初十，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走进了大德通的大门。由于他们的到来，山西的这家票号暂时成了整个帝国的中枢。第二天一早离开这里时，山西商人的接待，给那一对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采访】王进 作家
慈禧皇太后给山西商人留了个大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解说】
山西商人一步步迈向了财富的顶峰。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每股分红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红达到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之中。
在那个时期修建的许多山西商人住宅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兽头。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同一座屋顶上时，对院落的主人来说，很难一下子看清楚是福还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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